随着近期防疫措施优化，未来中国经济基本面能否尽快恢复稳健增长，倍受市场关注。

12月2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兼九方智投首席经济学家肖立晟，在2023九方智投年度投资策略报告发布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疫情防控对中国经济主要构成短期影响，随着防疫措施持续优化，居民消费行为与企业经济活动将逐步恢复正常，带动中国经济进入恢复期与扩张期，相比而言，科技发展与高端制造业成长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能否成功的最核心问题，这需要相关部门不断将合理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金流动性转化成“实务工作量”，促进这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与技术不断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明年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同样对中国经济稳健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相关资料图)

肖立晟对此指出，明年中国进出口依然会保持基本平稳发展。但这既需要企业不断提升业务竞争力，才能在激烈海外竞争中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相关部门也应在必要时提供出口退税、信贷支持等扶持措施，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

在他看来，明年拉动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三驾马车里，消费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占比可能超过60%-70%，尤其是防疫措施持续优化，居民消费热情将得到释放，带动国内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其次是制造业与基建投资，尽管受海外需求与财政支出动能有所减弱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与基建投资的增速有所放缓，但随着房地产政策调整，明年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向上抬升势头，它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占比仍将高于20%；最后是净出口，尽管它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占比仅有约10%，但考虑到进出口的总量规模巨大，且进口增长与内需复苏有关，进出口总量增长对经济带动作用依然相当可观。

肖立晟认为，尽管明年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他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在5%-6%，其中核心驱动力是防疫措施优化后的居民消费潜力释放与企业投资机会增加，消费对GDP增速的拉动效应会相比2022年增加1.5个百分点，企业投资也有望增加1个百分点，而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外贸需求与国内基建投资、财政刺激可持续性等，这些因素都会在明年一季度后逐步显现。因此在明年一季度期间，国家相关部门仍会全力稳增长，若未来外贸需求降速较快，不排除国内财政刺激稳增长举措不会那么快退出，目前国内稳增长举措与外贸正形成相互对冲的作用。整体而言，随着国内消费与民间投资的持续复苏，明年中国经济稳健增长值得期待。

疫情无法阻碍中国经济稳健发展态势

《21世纪》：当前中国经济稳健发展面临着哪些挑战？

肖立晟：短期而言，疫情防控仍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比如企业会感到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与消费场景等。根据海外国家的发展经验，从防疫政策优化到市场经济活动完全恢复，可能需要3个月时间，中国如果想将这个曲线拉平，不排除需要更长时间。

所以从今年12月到明年一季度，防疫措施优化仍会对国内经济构成一些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未来居民消费行为将逐步恢复正常。

就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挑战而言，经济结构转型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极其核心的问题，其中包括让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科技实力发展，高端制造业蓬勃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中之重。

明年，我们或许还要关注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比如全球经济衰退的压力。此外，随着防疫措施优化令中国经济活动恢复，价格指数会不会在短期内快速攀升，都会给我们经济稳健发展构成一些新挑战。

《21世纪》：面对复杂的经济挑战，该如何化解？

肖立晟：首先，就宏观政策而言，还要继续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防疫政策在优化，但从防疫政策优化到企业找到投资机会，还需要一段时间，其中最典型的一项指标，是银行释放的流动性或贷款，是否真正流到企业端，形成实务工作量。

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大概新增了约24万亿元M2，但真正形成实务工作量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具体而言，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约在3%，按全年GDP总量117万亿计算，3%就是3.5万亿元，这意味着24万亿元的M2对应3.5万亿元的实务工作量，这是不匹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信贷形成实务工作量，是未来国家政策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但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所以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需要保持合理宽松。

其次，今年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在明年，财政刺激在“退出”过程要把握尺寸，不能快速退出，要保持一定的托底作用，至少在明年一季度前，货币和财政政策应该是宽松与积极的。

此外，对新能源、汽车、半导体、专精特新、国产替代、医药研发等高端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扶持，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信贷利率、优惠政策方面的支持，可以有效降低这些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这些企业吸引资本的能力，促进这些高端制造业持续获得资本青睐，实现更好发展。

《21世纪》：你刚提到明年全球经济可能面临衰退风险，会不会导致中国外贸景气度回落，相关部门应采取哪些措施支撑外贸稳健发展？

肖立晟：就外贸而言，它最直观地体现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征，比如在外贸结构里，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快速下降，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快速上升，且替代的行业也在增加，其中比较典型的迹象，就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越来越高。

在当前的形势下，企业还是需要不断提升竞争力，只有业务竞争力提升，才更有能力增加全球市场份额。

但是，外贸景气度的高低，还与海外需求涨跌存在着密切关系。近期，WTO与IMF都发布未来一年全球贸易增速展望指出，明年贸易增速可能远远低于今年，若明年全球贸易增速都在下降，令全球贸易总盘子缩水，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能做的扶持政策，在宏观层面是相对有限的，可能在微观层面，对基建产品、半导体行业、新能源行业给予一些政策支持。此外，若明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相关部门还需对部分出口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方面的支持。

明年中央财政赤字率或适度升高

《21世纪》：今年，基建投资对拉动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明年国家相关部门会不会调高财政赤字率以持续加大基建与民生领域的投资，解决中国经济预期转弱、消费需求偏低等问题？

肖立晟：不排除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是调高财政赤字的比率，因为中央财政还是非常健康的，且明年地方政府基本已耗尽财力，土地出售收益不足以支撑地方经济增长所需的额外基建开支，所以若明年房地产市场仍然相对疲弱，地方政府扩大基建投资所筹集的资金仍然有限，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

今年，我们看到中央财政赤字上升有限，但发行了不少专项债，通过专项债支持地方政府基建投资，但专项债的使用范围有严格要求，令其在基建方面的投资有限，若明年将中央财政赤字规模适度提高，地方政府也将财政赤字规模往上提一提，对资金使用空间与范围也将变得更灵活，我们认为明年将财政赤字进一步上升，对支持民生与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是更有利的。

《21世纪》：受疫情与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当前国内实体经济与小微企业仍面临较大经营压力，未来相关部门该如何助力它们恢复稳健发展？

肖立晟：对小微企业或民营企业而言，相关部门应采取更多措施尽量减少他们的交易成本。

事实上，疫情防控措施给这些企业带来的，就是交易成本的上升，包括他们与客户的见面受到影响。

因此，相关部门要继续这些小微企业“降成本”，因为这些小微企业的业务需求正在逐步复苏，他们也看到了投资机会，但没有本金，所以下一阶段，相关部门一方面可能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投资机会，并降低投资成本，给予更多资金支持。比如在信贷端提供更多信贷资金与更低融资利率，在房租方面进一步降低他们成本，可能是最有利的。

事实上，中国小微企业是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自己会寻找很多业务发展机会，相关部门要做的，还有在社保、税收方面继续给予一些短期减免，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让他们的业务发展与资金周转都运转起来，他们就能逐步摆脱成本压力，恢复稳健发展态势。

“未雨绸缪”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冲击

《21世纪》：若明年全球经济真的出现衰退迹象，对中国经济增长将带来哪些具体冲击？我们该如何应对？

肖立晟：我个人认为，明年全球经济衰退的概率在上升，但这次经济衰退特征与以往相比，存在着一些差异。具体而言，当前全球就业市场比较稳健，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只要大规模失业不出现，全球民众的经济需求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全球经济政策也不会因经济衰退而出现太大变化。

之所以市场觉得明年经济会衰退，主要原因是欧美国家的PMI，以及欧美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倒挂，因此市场觉得未来金融市场会出现风险，最终导致全球实体经济需求出现滑坡。

我个人觉得，明年经济衰退的冲击，首先会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不排除明年一季度美国金融市场将出现较大动荡，因为很多美国上市企业的盈利预期会下调，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本会撤出投资，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大，也会对国内金融市场与资本流动产生冲击。

之后实体经济或将遭遇冲击。因为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会引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带来欧美国家对全球商品需求大幅下降，最典型的就是大宗商品价格都将剧烈波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那些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财政收入，导致它们的主权债务违约风波出现。

因此，我们很多在海外拓展业务的企业必须关注这类风险，包括发达国家需求下降与新兴市场主权债务违约风波等，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规避潜在的风险。

《21世纪》：目前金融市场特别关注美联储未来的加息幅度与高利率持续时间，若美联储在明年延续高利率政策，对明年新兴市场资本流出会构成多大的影响？

肖立晟：目前而言，美联储的这轮加息周期已接近尾声，现在美联储基准利率是3.75%-4%，最多再加100个基点，即今年12月加息50个基点，明年再加息25个或50个基点就差不多见顶，最终利率会在4.75%-5%。

目前，金融市场已基本消化了美联储上述加息幅度，所以近期美元指数开始下跌。但对新兴市场而言，经济风险未必直接来自美联储的高利率。举个例子，美国是一个内生性经济，对外依赖度比较低，若美联储不断加息导致美国民众信用卡贷款消费利率与资金借贷利率较高，他们就会降低消费，于是美国很多商品需求就会下跌，对新兴市场国家商品出口构成负面冲击。

因此，美联储高利率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高利率造成美国民众消费需求下降，新兴市场国家商品出口受到冲击。二是美国高利率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采取高利率政策维持相应的利差空间，导致自身经济需求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将受到外部出口与内部经济需求的双重挤压，所以我个人认为明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遭遇主权债务违约风波，因为美国经济需求萎缩，将导致他们出口受挤压，经济账户出现较大的赤字，国内需求萎缩则导致他们财政赤字上升，两者叠加就会造成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加大，反过来迫使这些国家进一步加息稳定国内金融市场与防止资金外流，但此举又将进一步压制国内经济需求，造成恶性循环。

多管齐下提升海外资本配置中国资产兴趣

《21世纪》：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今年海外资本一度减持中国资产，未来国家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吸引海外资本继续增持人民币资产？

肖立晟：今年海外资本一度减持中国资产，一个重要原因是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明年状况就可能完全不一样，防疫措施优化与一系列稳经济措施出台将令中国经济进入复苏期与扩张期，反观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可能面临滞胀期与衰退期。所以越来越多国际资本都纷纷开始看涨中国经济，希望持有更多中国资产。可以预见的是，明年会有更多海外资本流入中国资产。

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提升海外投资者持有中国资产的意愿与兴趣，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三方面进行优化。

一是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降低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的操作成本。目前，人民币汇率套保的操作成本似乎仍然有点高，包括交易成本等，这对海外投资者而言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有必要降低海外投资者交易人民币资产的交易成本等，或将进一步提升他们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兴趣。

此外，我们还需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活跃度。目前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单日平均交易量约在200亿-500亿美元，但美元、欧元的每天海外交易量在2万-3万亿美元，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外汇交易日均规模，吸引更多海外资本参与人民币交易与人民币资产配置。

二是增加人民币资产风险对冲的套保工具与金融衍生品，目前投资中国资产的主要是海外长期投资者，且他们购买的品种有时候相对单一，对提高国内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度的作用略显不够，所以可以增加一些金融产品与衍生品，既能帮助他们做套期保值规避投资风险，又能拓展他们的交易策略，可能更有利。

三是提升政策的延续性，我们跟很多海外投资者沟通时注意到，他们有时会觉得自己看不懂中国相关政策，可能引发一些误解，导致他们不敢加大中国资产的配置。因此如何让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便于海外投资者理解，还有提升政策延续性，相对比较重要。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标签： 世界经济